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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走出“城市发展陷阱”四大对策
  中国城市文化网  时间:2014-11-20    www.nbzfzy.com  来源:南方日报    收藏本页

11月19日,金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国际研讨会(下称“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东莞市市长袁宝成作为唯一中国城市代表与会并作主题发言。

袁宝成在发言中首次阐释了“城市发展陷阱”的概念。

他表示,东莞面临“产业低端化与空心化”、“快速城市化带来‘城市病、“新移民的服务与管理难题”、“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病四大城市发展陷阱。

南方日报记者 段思午 实习生 钟靖琪 通讯员 张超

研讨会包括四个议题

经过21世纪前十年的快速发展,金砖国家都先后迈进了现代化发展的转折阶段。各国要想继续保持自身的发展势头,需要积极应对并化解现代化进程中伴随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诸多治理难题,建立起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平衡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作为一个世界性趋势,金砖国家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分享和借鉴彼此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进各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举办,是落实今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峰会精神的举措之一。

研讨会包括四个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金砖国家的治理困境、金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应对和风险化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全球治理过程中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

研讨会希望通过总结教训和分享经验的方式,共同谋求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阶段“如何少走弯路”。来自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专家与会。

袁宝成三方面阐述治理难题

当前,金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部转型压力增大,面临着众多的治理难题,如经济发展瓶颈制约、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等。这些治理难题在金砖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产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金融危机背景下金砖国家的治理困境”这一议题着重讨论了金砖国家面临的治理难题、分析其形成的内外原因、历史与现实因素,为金砖国家妥善解决这些难题创造前提条件。

袁宝成作了《“城市发展陷阱”—金砖国家地方治理的重大难题》的主题发言,从“什么是城市发展陷阱”、“如何应对城市发展陷阱”及“发展体会”三个方面阐述了地方治理的“东莞式思考”和“东莞式举措”。他首次阐述了“城市发展陷阱”概念,并热情欢迎各界人士到东莞参观考察,共同谋划城市的合作和发展。

与会者点赞东莞城市治理经验

主办方表示,东莞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和实践的重要窗口。基于此,主办方邀请袁宝成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主题演讲,介绍东莞的治理思维、治理之策,为金砖国家提供借鉴、参考。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表示,东莞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金砖国家的治理困境,很受启发,很有特色。金砖国家研究委员会执行主任格奥尔吉·托洛拉亚点评说,袁宝成用生动的语言、有趣的故事作了十分精彩且有意义的演讲,为金砖国家城市治理提供了借鉴。

很多与会者表示,“城市发展陷阱”的概念,高度概括了金砖国家地方治理的困境与现状,而东莞的应对之策为金砖国家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个新参考、新样本。

迈过城市发展陷阱的“东莞思考”

袁宝成说,“城市发展陷阱”是自己根据“中等收入陷阱”引申出来的一个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由世界银行提出,指的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左右,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容易集中爆发。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变发展方式,将会导致经济停滞与社会动荡,最终无法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

袁宝成表示,东莞的人均生产总值早已超过了4000美元,接近10000美元,但仍然面临着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双层压力。所以,不能简单地以人均GDP高低、多少来判定城市是否迈过“发展陷阱”。

“归根结底,一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发展红利就会逐步消减甚至消失,面临着掉入陷阱的危险,城市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因此,袁宝成将“中等收入陷阱”引申为“城市发展陷阱”。

袁宝成在演讲中阐释了东莞面临的“城市发展陷阱”,东莞应对之策与体会。

东莞的四大对策

东莞面临“产业低端化与空心化”、“快速城市化带来‘城市病、“新移民的服务与管理难题”、“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病四大城市发展陷阱。

对策

1

让转型升级成为发展新常态

袁宝成说,东莞让转型升级成为发展新常态,应对“产业低端化与空心化”。东莞市政府设立了科技专项资金,引导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研发,就地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东莞通过推动品牌建设和产业链的整合提升,打造电子信息、制鞋、服装等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集群,逐步占领产业链高端。

在产业领域,东莞提出,不能让产业、企业成为“浮萍”,因为成本一时的变化而随便飘走。东莞以新的先进产业替换旧的落后产业,填补和增强产业梯度转移后的发展支撑。在扶持民营经济、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的同时,东莞坚持依法行政、优化政府服务、降低企业营商综合成本,以优越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留住优质企业。东莞用自身实践证明,转型升级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要坚持不懈地推进,产业低端化和空心化的陷阱是能够克服的。

对策

2

推动组团式的新型城镇化

为应对“城市病”,东莞尊重原来的乡村区域,推动组团式的新型城镇化。这种组团方式保留了足够的生态隔离带,通过城乡一网全覆盖的路、电、水、气等基础设施来紧密连接,构筑了市内半小时交通圈,人流物流信息流高速通畅。这种组团式发展模式能够有效避免单中心城市扩张带来的过度集聚,使城市空间布局更加合理,生产流通更加有序,生态环境更加优良。

对策

3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服务移民领域,东莞设立了专门的新移民服务管理机构,在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城市秩序的同时,积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为新移民提供市民化的待遇。

袁宝成坦诚,受政府财力等因素的限制,目前还不能为所有新移民提供市民待遇。但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力度的不断加大,新移民对东莞的归属感正在逐渐增强,庞大的人力资源正逐步转化为对城市发展更有利的人才资源。

对策

4

制造业立市与生态相互融合

在环境治理上,东莞走出了一条制造业立市与生态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新路子。近年来,东莞深刻反思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发展道路,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注重发展低碳环保经济,努力实现环境容量饱和基础上的绿色崛起。

东莞先后投入了500多亿元,在整山治水、绿化美化、治理污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尽力弥补生态环境的历史欠账。其中,市区与每一个镇的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实现全覆盖,较好地促进了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6.7%,建成区绿化率44.3%。空气质量在中国城市中处于中上水平。

处理好四大关系

在应对“城市发展陷阱”中,东莞要处理好“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保护环境与促进发展”、“政府引导与市场推动”等四大关系。

袁宝成说,“有产业的城市才有生命力”。对一座城市而言,既要有“城”、有硬件平台,也要有“市”、有产业基础。产业带动城市发展,城市服务产业升级。金砖国家不能脱离产业去谈城市化,盲目“圈地造城”,这样的城市将变成建在沙丘上的城堡。忽视城市的建设升级只顾发展产业,也会导致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承载高层次企业和人才的进驻,制约产业层次的提升。

袁宝成提出,产业的梯度转移和更新替代是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但推进转型升级并不等于简单地淘汰传统产业,或者盲目地发展新兴产业。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产品。传统产业生产的产品很多都是生活必需品,永远有需求、有市场,关键是如何转型升级,提高附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经济的制高点,但不能盲目发展,必须立足当地产业基础,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重点发展,逐步形成新的产业特色。

袁宝成在演讲中引述了习近平总书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讲话。他说,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学意义上一种有“价格”、可交换的资源,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对一个地方的发展非常关键。金砖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生态的保护,同时利用发展积累起来的财力、经验,进一步建好生态、造好环境,才能实现经济与生态的有机统一、相互促进。

袁宝成说,东莞拥有61万家市场主体,是全国地级市中市场主体最多的城市之一,充分说明了东莞企业在自由竞争中充分发展,也说明了“政府的手”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认为,要有效应对“城市发展陷阱”,必须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一方面,政府要以对城市未来发展负责的态度,切实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好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方向。另一方面,应充分依靠市场力量来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东莞四大“城市发展陷阱”

产业低端化与空心化

东莞在发展早期借助国际资本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做法,埋下了产业低端化、产品附加值低下的弊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逐利而居的产业资本会往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进而导致产业的空心化。

快速城市化带来“城市病”

金砖国家快速的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在此过程中,不少城市都遇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

新移民的服务与管理难题

东莞全市原住居民只有180多万,但整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00万,是中国新移民最多的城市之一。这些劳动力与国际资本的结合,使得城市经济迸发出令人惊讶的活力,但也给城市服务与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

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病”

东莞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瓶颈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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